五、根据地战略地位与抗战中的作用与挑战

（一）根据地地理枢纽价值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根据地横跨平汉、同蒲、正太、平绥铁路，链接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河北西部的山区和冀中平原地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相连，东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相邻，南与冀南、太行抗日根据地接衔，北到沽源、宁城、锦州一线，对伪满洲国、伪"蒙疆"和伪"华北"政权形成分割，包围之势。

这一地区大山连绵，地形险峻。在地势上，山地可以掩护平原，在人力、物力、资源上，平原又可以支援山地，互相依赖，互相帮助，有利于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

1940年百团大战中破坏铁路537公里，切断日军"钢铁封锁线"。1945年大反攻时，冀热辽军区部队率先出关占领锦州，为进军东北创造跳板。

（二）根据地战略地位及评价

晋察冀根据地地处华北心脏地带，直接威胁日军交通命脉，迫使日军长期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极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

从1937年11月成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晋察冀军区共对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据《八路军·综述》)。共歼灭日伪军35.1万余人，其中日军约12万人，伪军23万余人，占全国敌后战场歼敌总数的约1/6。据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记载，1940年华北日军总兵力约40万人，其中1/3至1/2的日军和超过1/2的伪军长期被牵制在晋察冀及周边地区。

战略层面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评价："晋察冀游击战已局部引起日作战计划的变更"，有效保卫了晋南、晋西，为国民党军队争取了休整时间。

（三）根据地在抗战中的生存韧性

1、反"扫荡"的斗争

1941年秋日军不惜调动在华北3个军的6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共计7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晋察冀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消灭晋察冀军区主力和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设施，达到最终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在反扫荡中，晋察冀军区指战员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个月内共与敌作战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500余人。这期间发生过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冈村宁次无奈之下只能感慨："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聂荣臻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12]

1942年9月11日至15日，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集中讨论了反"蚕食"、反"扫荡"的方针。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和结束时作了关于形势和结论的重要报告，肖克代表军区作了关于反"蚕食"，反"扫荡"方针的重要军事报告。

2、敌后生存的挑战

树叶训令：1942年饥荒期间部队禁采村庄树叶，群众感动送粮。1942年春，日军为了把华北变成"大东亚圣战"的供给基地，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加之旱灾，老百姓只能以树叶来度过春荒。为了不与民争食，聂荣臻签署了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不与民争树叶的政治训令﹣-《树叶训令》(13]。"树叶训令"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亲情。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实践群众路线的体现。

为了克服敌人"蚕食"、"封锁"、"扫荡"和"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紧密团结和依靠根据地人民，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的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活跃边区经济的政策，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在最艰苦的时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1941年8月6日至16日，召开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会上作了《边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和《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讨论总结》。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为此，首先要调整边区的贸易政策。会议确定边区贸易方针是："内部贸易自由，对外贸易管理"[4]。1943年2月，边区第三次经济会议上，宋绍文作了题为《当前对敌经济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边区、专署和县三级"经济委员会"，统一军政民各系统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和步调，加强经济战线对敌斗争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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