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完全同意湖南暴动计划，并决定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但却遭到罗易和鲍罗廷的反对。为此，周恩来还与罗易激烈争吵，最后，只好放弃湖南暴动计划。这说明，此时的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并不完全迷信和依赖共产国际，是决定要进行军事武装暴动以应对国民党的反共。

期间，鲍罗廷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报告了罗易向汪精卫告密一事，莫斯科随即来电，命令罗易急速返回莫斯科。这个召回令使罗易惊恐万状，预测自己难逃严惩的命运，于是他疯狂反扑，一方面大肆吹嘘自己在华的"功绩"，同时，又竭力拼命攻击陈独秀的"右倾"，并提出陈独秀要立即离开中共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职位。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革命以重创，罗易的问题又一时尚未搞清，直到南昌起义的两年后的1929年罗易才定为性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而处在国共合作与分裂之际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虽然为南昌起义准备了军事力量，安顿了中央领导人和各条战线的精英人物如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等先后前往南昌，以及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第四军，免遭国民党的迫害，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自己却被迫于无奈中向中央递交了辞去总书记的信函，成为共产国际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10]。

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曾总结从四一二事变到南昌起义这一时期的教训后说：

"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把革命高潮搞起来后，说是能够一下子一帆风顺了，武汉就取得了全国政权，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确立了，这也是不太容易的。尽管我们不犯路线错误，恐怕也还要受一些损失，因为终究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的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群众的觉悟还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免不了要犯些错误，受些挫折。俄国革命经过1905年的锻炼，中国的1924年至1927年这个阶段完全成功也比较难。但是不犯这个错误也可能收获更大一些，保留更多一点。"[11]

在1927年汪精卫武汉"七·一五"分共大屠杀后，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也竭力阻止、干扰，起义在激烈的争论强推迟一天。7月26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参加，周恩来已到南昌组织策划南昌起义事宜），在此前他已听到张国焘向他报告中共中央决定于3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提出要一切请示莫斯科，等待莫斯科作最后决定；并宣读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起义的电文，内容要旨为：倘若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罗明那兹还特别说明，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12]。

张国焘奉命于7月30日赶到南昌，将共产国际及中常会决议（一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二是加伦将军建议是可行的，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三是派张国焘赶赴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常会议的决定）[13］精神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意外。7月31日上午，南昌起义前委在南昌大旅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起义是否推迟等。张国焘坚持要再推迟起义时间，遭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尤其是恽代英的发言最为激昂，他说："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然来了个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我们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14]。周恩来更是怒火中烧，愤怒拍桌而提出辞职以抗拒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的争论一直到中午，最后终于决定8月1日拂晓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已经懂得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开始独立思考，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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