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当时及尔后（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结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视自己为"太上皇"，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横加干涉；而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由于缺乏经验，又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仅就这方面而言，陈独秀比其他后任几位领导人还是更具独立见解，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话。

在南昌起义8月1 日以前，陈独秀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采取武装斗争的道路。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议题为总结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和部署下一次行动。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拉菲斯提出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的方式，特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而陈独秀则提出：如果拉菲斯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这是不对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发动。"[5]

为了贯彻"军事因素起头等重要的作用"思想，陈独秀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中央任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此后，中央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特委，由周恩来任特委军委书记，军委委员还有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顾顺章。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府及其政纲，只是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使起义胜利成果﹣﹣上海市民政府仅存在24天这夭折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在首位，以积聚革命的军事力量；预见到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要反共，要镇压共产党，他在1927年6月15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6]。陈独秀还认为，党中央决定派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工作，是"坚持党在军队中先进部分的工作，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7]陈独秀的这一思想随即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罗易说："（中共）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8]

但是，陈独秀还是排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干扰，仍把把军事因素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来对待。一方面，在周恩来处理了上海工人起义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后的善后工作（即把大批纠察队员转入地下），来到武汉参加五大时，即建立了中共中央军事部（一说中共中央军委，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来到武汉后，将原湖北省委军委改为中央军委），由周恩来任部长，加紧以军事准备为主的各项工作，如派遣许多干部、士兵、工农中的党员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去当士兵；二是陈独秀于6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秘密办公处，将中共中央和各条战线的精英转到地下，或转移到九江等地；三是针对敌我力量的悬殊，吸取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四．一二"的重大牺牲的教训，陈独秀赞同蔡和森的建议，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表面上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让纠察队中的老弱队员和童子团离队，把一些破旧的枪支丢弃在道路上，以堵绝国民党何键第35军对工人纠察队动武的借口，故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识到武昌参加第四军，以避免重蹈上海宝山路的复辙。随即，周恩来、张太雷等把绝大多数好的枪支和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以前的史书里都把这一行动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显然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历史幼稚病的表现。

此外，陈独秀在党的五大期间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他曾想准备退出国民党，进行独立工作，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而没有付诸行动。为此，他还在五大的报告中被迫检查了退出国民党的"错误",并遭到中共党内的批判，说他是"孟塞尔维克的独立观"等等。在1927年6月17日、20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宣读了一则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来电，要求中共"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任主席，来审判反对军官……"[9]。这种瞎指挥，让当时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又气又笑又恨，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根本无法执行共产国际这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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