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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起义与八一精神

─兼论聂荣臻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

刘庭华/文

【内容提要】一、南昌八一起义所体现的八一精神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灵魂是"敢于斗争，救国救民"。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二、陈独秀执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缓和妥协"的主张，虽然参与南昌起义准备军事力量等，但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告密诬陷压力下，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三、聂荣臻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条。四、弘扬和传承八一精神，是遏制党的凝聚力下降趋势，使党永保执政地位和必然要求。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而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南昌起义的历史与革命实践所孕育和累积的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正确认识、传承和弘扬八一精神，既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更是加强和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一、"八一功在第一枪"-﹣敢于斗争

"八一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者周恩来用最简洁的语言高度地概括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而"第一枪"之功则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品格。

南昌起义是"为了挽救革命"（朱德语）的英勇壮举，它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异常严峻的形势下爆发的。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掌握一支人民的军队缺乏统一的高度敏锐性，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因而，在大革命时期，我党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军事工作，比如，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但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缺乏经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共产党还未独立组建、领导和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毛泽东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由于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蒋介石、汪精卫一再采取右倾纵容和让步妥协的政策，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及时或不敢与国民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组建革命武装，甚至取消了我党独立的军事工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被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葬送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五二一马日事变、武汉七一五分共大屠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明前途被淹没在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泊之中。"蒋介石利用我党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在策划了一系例阴谋事变之后，终于公开背叛了革命，对人民进行了大屠杀，许多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被屠杀了。七月，汪精卫又公开反共，同样对人民进行了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据党的"六大"史料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了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2]

大革命的失败，本来应该主要是共产国际右倾错误指导中国革命的恶果，后则因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愿意承担其过错，将自己的错误转借给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于是在1927年7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受到了缺席批判，把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作为大革命的"替罪羊"而被共产国际撤消了总书记的职务。同时，组成了由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李维三、张太雷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指定为接替陈独秀的工作。

南昌起义是很仓促的，准备很不充分。1927年4月中旬至7月上旬，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将转变为完全破裂的过渡阶段。从客观历史来看，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撤职，直接的起因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斯大林告密所致。在中共五大（1927.4.27.-5.10.）开始时，国共合作还没有完全破裂，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派代表前往祝贺，汪精卫还专门要求至五大去听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6月5日，罗易将6月1日收到的斯大林发来的秘密指示向汪精卫告密，汪精卫随即遂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紧急把罗易的告密内容传布，汪精卫还专程赶赴郑州会晤冯玉祥，最后达成蒋汪合流共同反共的高度一致共识。

6月1日斯大林给罗易的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为：要把一批不听共产国际指示的老的国民党中枢要员换不来，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领导层应由工农的优秀分子通过选举等办法去替代现在的老家伙。要审判那些反农民运动的军官；要共产党立即建立8个师到10个师的军队等等[3]。当国民党的高层获悉斯大林的秘密指示后，除宋庆龄、邓演达等极少数左派没有表达外，大多数都主张反共，他们都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指示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果然，汪精卫从6月中旬到7月15日，公开嚣张地开始分共、反共，镇压工农武装，屠杀共产党人。而此时，中共还没有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从7月15日到8月1日，前后仅有半个月的时间，期间还有共产国际的阻止、干扰，而发动的南昌起义，其仓促程度可以想见。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把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放弃领导权、没有建立革命武装，等等。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任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重要责任，如没有在第一次共合作中坚持领导权、没有抓枪杆了；压制和打击农民运动等等。但是，其主要责任应该是共产国际。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认识还很肤浅，尚在艰难地探索之中，还没有独立的能力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而共产国际东方局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则具有决断权的作用。所以，导致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此次运动（共产国际）东方局也要负责”。[4]

特别是当时及尔后（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结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视自己为"太上皇"，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横加干涉；而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由于缺乏经验，又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仅就这方面而言，陈独秀比其他后任几位领导人还是更具独立见解，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话。

在南昌起义8月1 日以前，陈独秀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采取武装斗争的道路。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议题为总结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和部署下一次行动。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拉菲斯提出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的方式，特有的，也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而陈独秀则提出：如果拉菲斯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这是不对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发动。"[5]

为了贯彻"军事因素起头等重要的作用"思想，陈独秀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中央任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此后，中央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特委，由周恩来任特委军委书记，军委委员还有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顾顺章。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府及其政纲，只是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使起义胜利成果﹣﹣上海市民政府仅存在24天这夭折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在首位，以积聚革命的军事力量；预见到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要反共，要镇压共产党，他在1927年6月15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6]。陈独秀还认为，党中央决定派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工作，是"坚持党在军队中先进部分的工作，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7]陈独秀的这一思想随即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罗易说："（中共）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8]

但是，陈独秀还是排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干扰，仍把把军事因素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来对待。一方面，在周恩来处理了上海工人起义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后的善后工作（即把大批纠察队员转入地下），来到武汉参加五大时，即建立了中共中央军事部（一说中共中央军委，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来到武汉后，将原湖北省委军委改为中央军委），由周恩来任部长，加紧以军事准备为主的各项工作，如派遣许多干部、士兵、工农中的党员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去当士兵；二是陈独秀于6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秘密办公处，将中共中央和各条战线的精英转到地下，或转移到九江等地；三是针对敌我力量的悬殊，吸取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四．一二"的重大牺牲的教训，陈独秀赞同蔡和森的建议，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表面上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让纠察队中的老弱队员和童子团离队，把一些破旧的枪支丢弃在道路上，以堵绝国民党何键第35军对工人纠察队动武的借口，故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识到武昌参加第四军，以避免重蹈上海宝山路的复辙。随即，周恩来、张太雷等把绝大多数好的枪支和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以前的史书里都把这一行动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显然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是历史幼稚病的表现。

此外，陈独秀在党的五大期间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他曾想准备退出国民党，进行独立工作，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而没有付诸行动。为此，他还在五大的报告中被迫检查了退出国民党的"错误",并遭到中共党内的批判，说他是"孟塞尔维克的独立观"等等。在1927年6月17日、20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宣读了一则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来电，要求中共"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任主席，来审判反对军官……"[9]。这种瞎指挥，让当时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又气又笑又恨，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根本无法执行共产国际这一指示。

陈独秀完全同意湖南暴动计划，并决定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但却遭到罗易和鲍罗廷的反对。为此，周恩来还与罗易激烈争吵，最后，只好放弃湖南暴动计划。这说明，此时的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并不完全迷信和依赖共产国际，是决定要进行军事武装暴动以应对国民党的反共。

期间，鲍罗廷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报告了罗易向汪精卫告密一事，莫斯科随即来电，命令罗易急速返回莫斯科。这个召回令使罗易惊恐万状，预测自己难逃严惩的命运，于是他疯狂反扑，一方面大肆吹嘘自己在华的"功绩"，同时，又竭力拼命攻击陈独秀的"右倾"，并提出陈独秀要立即离开中共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职位。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革命以重创，罗易的问题又一时尚未搞清，直到南昌起义的两年后的1929年罗易才定为性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而处在国共合作与分裂之际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虽然为南昌起义准备了军事力量，安顿了中央领导人和各条战线的精英人物如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等先后前往南昌，以及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第四军，免遭国民党的迫害，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自己却被迫于无奈中向中央递交了辞去总书记的信函，成为共产国际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10]。

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座谈会上，曾总结从四一二事变到南昌起义这一时期的教训后说：

"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把革命高潮搞起来后，说是能够一下子一帆风顺了，武汉就取得了全国政权，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确立了，这也是不太容易的。尽管我们不犯路线错误，恐怕也还要受一些损失，因为终究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的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群众的觉悟还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免不了要犯些错误，受些挫折。俄国革命经过1905年的锻炼，中国的1924年至1927年这个阶段完全成功也比较难。但是不犯这个错误也可能收获更大一些，保留更多一点。"[11]

在1927年汪精卫武汉"七·一五"分共大屠杀后，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也竭力阻止、干扰，起义在激烈的争论强推迟一天。7月26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参加，周恩来已到南昌组织策划南昌起义事宜），在此前他已听到张国焘向他报告中共中央决定于3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提出要一切请示莫斯科，等待莫斯科作最后决定；并宣读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起义的电文，内容要旨为：倘若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罗明那兹还特别说明，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12]。

张国焘奉命于7月30日赶到南昌，将共产国际及中常会决议（一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二是加伦将军建议是可行的，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三是派张国焘赶赴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常会议的决定）[13］精神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意外。7月31日上午，南昌起义前委在南昌大旅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起义是否推迟等。张国焘坚持要再推迟起义时间，遭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尤其是恽代英的发言最为激昂，他说："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然来了个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我们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14]。周恩来更是怒火中烧，愤怒拍桌而提出辞职以抗拒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的争论一直到中午，最后终于决定8月1日拂晓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已经懂得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开始独立思考，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和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二是斗争。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抵抗……"[15]。周恩来1961年9月18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馆时曾回忆说："7月27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在汪精卫准备叛变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警卫团，以当时的力量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5到7万军队是可能的，有这些条件不去利用，很可惜。到了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时间是相当紧迫的，所以，在这里开会时，对于要立即起义，是几乎一致的意见"[16]。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记载："….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原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17]。可以说，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敢于斗争的品格向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政权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用实际行动在中国树立了一面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的大旗，它向世人宣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南昌起义响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一根本问题。朱德在谈到南昌起义具有伟大意义时指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支起义部队中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后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的最初来源之一"[18]。

敢斗争，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墨守成规，向一切以上级的指示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维作斗争。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打响和胜利，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共产国际的思想藩篱，克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周恩来赴九江之前从中共中央受领的任务是，"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昌）浔（九江）起义。"发动武装起义的大计中央已定，但对起义时间、地点则没有最后确定，这一重要使命自然地落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肩上。周恩来到达九江后立即对起义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分析，认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武装起义是机不可失；选择起义地点，既要考虑中央的意图，又要对有关地点权衡利弊。九江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北伐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先后三次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列强集结在长江中下游的军舰达64艘之多，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围攻。此外，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沿岸，南京方面蒋介石集团的军队自东向西，武汉方面汪精卫集团的军队自西向东，相互在长江两岸对峙，尽管蒋、汪两大集团各掌管着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各统辖着一部分"国民革命军"，相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但在反共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因而，将起义地点选择九江不可取，选择南昌更为有利。可以说，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不唯上，解放思想的结果。

在南昌起义准备的前夕，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19］同时，速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赶赴南昌，"将这些情形告知前方的同志，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予决定"[20]。张国焘曾在中央常委会上表示同意举行南昌起义，但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言听计从，1927年7月27日，张国焘从武汉到达九江后，急忙找来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昌等人开会，提出重新讨论是否要发动南昌起义问题，但遭到恽代英的坚决反对。7月29日，张国焘又接连给在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发出两份"暴动宜慎重"急电[21]。

由于张国焘对张发奎存有幻想，并且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圣指，在7月30日的前委会上，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举行起义。激烈的争论持续到8月1日中午，局势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审时度势，顶着巨大压力，排除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然地作出决断："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靠张发奎，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22)。南昌起义终于在1927年8 月1日凌晨2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馆时曾回忆说："当时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从这次争论后，张国焘在部队中很孤立，很多人都瞧不起他"。[23]

由上可见，敢于斗争，是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之魂，因而它是八一精神的灵魂。没有敢于斗争之魂，就没有八一"第一枪"之功。

二、"为人民事业而献身"-﹣救国救民

救国救民，是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和崇高目标，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军队的主要标志。朱德曾为八一纪念馆题词："学习八一起义英雄们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朱德的题词，从南昌起义的本质上概括提炼了八一精神的内涵本质：救国救民﹣﹣为人民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也是符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自己宗旨的一次暴力革命尝试。南昌起义前夜，《中共中央委员会宣言》明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

中共中央在8月1日致前委信中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起义当天，中央委员会及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总指挥在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郑重宣称："此次革命行动，就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布告天下："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绚。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24]毫无疑问，南昌起义部队既把"救国救民"作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阶段性任务﹣﹣土地革命﹣-"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敢于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屠杀而果断地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而南昌起义的英雄们在起义失败后能够百折不挠，千里辗转，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走上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都是源于"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决不是为了个人、集团或某一阶层的利益，完全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贺龙回忆自己及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为什么参加南昌起义时说，"六七月间（指1927年）敌人暴露了反共的面目，疯狂地屠杀工农，我们的队伍从武汉弄到九江，集中在德安车站。本准备东征去打蒋介石，但汪精卫接着叛变了革命。……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对党说：'不管怎样打，我都不怕，只要共产党员不走，我就有办法。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来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25]。7月31日，贺龙对所属部队团以上军官动时明确指出：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共产党已经决心发动武装暴动，解放人民；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即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

由此可见，首创人民军队的南昌起义，决不是单纯的武装暴动，而是有明确而伟大目标﹣﹣创建革命军队，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为目的。一句话，它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无疑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空前伟大事件。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八一精神最本质的标志体现，就是"救国救民"。

三、聂荣臻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

第一，参与策划和组织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批评了李立三等人的急躁冒进情绪，使起义的准备工作稳中有序进行。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期间，聂荣臻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并联合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央军事部也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前敌军委（聂荣臻任书记）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1927年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五人在九江召开第一次会议，经过研究，一致同意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26]。但在暴动的时间上却产生了分歧，特别是李立三主张不待中央下命令就立即发动。李立三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但聂荣臻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劝道"我临来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交待的清清楚楚，必须等待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说："你是奴隶主义，胆小怕事，你要听中央委员的。"聂荣臻反驳："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个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要听中央的！"[27]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按聂荣臻的意见先报中央，等中央下达命令后再行动。

第二，通过夜以继日的统战工作，把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大部拉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扩大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前夕，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支完全自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时受我党影响和掌握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包括第4军、第11军、第20军）中。其中，第11军第24师师长为叶挺，第20军军长为贺龙。第4军第25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叶挺曾任该师副师长，其中下辖第73团团长周士第和第75团部分团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第74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该师驻守在九江与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地区，兵力达3000余人。聂荣臻奉周恩来之命，主要负责动员第25师加入南昌起义，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交待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4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28]。经过艰苦仔细的说服工作，终于把第25师第73团、第75团和第74团一个侦察连，动员加入了南昌起义，从而扩大了起义队伍，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赏。南昌起义胜利后，由第25师、第24师、第10师编成第11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

第三，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从8月3日起南下广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南征方向的变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和叶挺及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等，竭尽全力精心护送因高烧昏迷重病的周恩来，经过九死一生，于10月中旬安全抵达香港，脱离了危险。

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居安思危：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南昌起义的硝烟已经散去整整90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南昌起义的英雄们抱着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举行武装起义，目的是解放工农、救国救民。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从在野党上升为执政党；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军及其一切侵略者，成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能打胜战的钢铁军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国民党则因严重腐败而丧失在大陆的政权。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和一切事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我们党仍然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而没有像苏联、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那样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这是新形势下对共产党员的新要求。《决定》还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充满历史辩证法的一条真理。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法制意识、纪律观念淡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一言堂严重；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毫无群众观念，官僚主义严重，奢靡享乐，严重腐败案件频发不断，影响恶劣，党群关系严重对立，共产党的公信力、凝聚力大为下降。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惕啊！……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上、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29]。这一振聋发聩的话语，说明党中央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如果不遏制共产党凝聚力下降的趋势，必然使党走向腐朽、衰败、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同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将无法永远维系执政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政权更替、政党兴衰的一条历史规律。唐朝"开元盛世"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康乾成世"也只不过是"落日的辉煌"。因而，我们要像当年八一起义的英雄们那样，心怀"救国救民"之心而忧党，用"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提出反腐加强党的建设的办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一直稳居执政的宝座，这还有一段相当较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单位：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专家，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1]《朱德选集》第39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金立人：《陈独秀与南昌起义》，见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13页。

[4］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6页。

[5］金立人：《陈独秀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14页。

[6］金立人：《陈独秀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15页。

[7］金立人：《陈独秀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15页。

[8］金立人：《陈独秀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15页。

[9］何池：《共产国际博导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3页。

[10］何池：《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3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2］何池：《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5页。

[13］何池：《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5页。

[14］何池：《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人民出版，1991年。

[16］南昌八一起义馆编：《建设风云录》第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17］何池：《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5页。

[18]《朱德选集》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南昌八一起义馆编：《南昌起义资料》第78页。

[20］徐兆麟著：《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第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21］徐兆麟著：《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第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22］南昌八一起义馆编：《南昌起义资料》第3页。

[23］南昌八一起义馆：《建设风云录》第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4］童志科等主编：《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第125页，新华出版社。

[25］南昌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第30-3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年3月版。

[26］柳秋荣：《南昌起义，九江策划》，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0页。

[27］柳秋荣：《南昌起义，九江策划》，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帅乡潮》2017年第1期，第21页。

[28]《聂荣臻传》第3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29］黄苇町著：《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第17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