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察冀根据地经济政策：从“恢复生产”到“全面发展”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晋察冀根据地以“发展生产”为核心，通过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领域的政策创新，构建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打破了日伪封锁，实现了“自给自足”。

  （一）农业政策：“耕者有其田”与“大生产运动”

  农业是根据地的经济支柱，占gdp的80%以上。晋察冀根据地的农业政策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标，兼顾土地改革与生产技术改良。

  农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生产事业。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减租减息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938 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土地收入照原租额减少 25%，钱主利息年利率不超过10%。这一政策使农民获得了实际利益，据1940年6月统计，边区4个专区减息数达32600万余元，二、五专区减租额达1.2290万余石，极大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

  奖励开荒为解决耕地面积不足问题，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开荒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5年，开河滩免征公粮5年，免征地租5至20年。政府还发放300万元贷款，开展"修滩运动"。北岳区从抗战开始到 1942年恢复耕地和修整滩地共达51万亩以上。整个边区八年抗战中开荒 393819.9华亩，垦熟荒 848937.56华亩，修滩352446.4华亩，修梯田13898.7华亩，为粮食生产逐年上升奠定了基础。

  兴修水利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又制定《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办法发展农田水利。抗战期间全边区共凿井22424眼，扩大浇地面积125190.4 亩；开新渠 3961道，扩大浇地面积727060.7亩；整旧渠2798道，浇地 304146 亩；其他水利设施可浇地110224亩。这些水利工程使部分地区实现了“耕三余一”甚至“耕一余一”的水平。

  科学种田边区政府重视农业科技应用，组织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农业研究会等科研机构，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如培育出的燕京811号谷种能增收10～25%，白马牙玉蜀黍能增收15～25%，燕京72号小麦能增收10～20%。1940年边区政府指示各县建立小农场，开展农作物品种比较、环境适应等实验。同时，边区施肥量普遍增加15～30%，有效提高了农业单产。

  （二）工业政策：“军需民用并举”与“分散经营”

  面对日军封锁，边区政府制定了“发展农村手工业，促进家庭副业，提倡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发展国防工业”的工业生产总政策，重点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

  手工业和家庭副业边区传统手工业在抗战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以纺织业为例，1941年底仅有46个纺织村庄、1200 名纺织人员，到1942年4月已发展到30000名纺织人员、500名织布人员。冀中19个县到1945年4月土布生产量达 9075750 匹，超过年需量一倍以上。此外，造纸、榨油、造胰、烧瓷等手工业也得到恢复发展，基本满足了军民生活需要。

  公营企业从1938年5月开始，边区逐步建立起武器制造所、造纸厂、造胰厂、制革厂等公营企业。政府通过投资扶持和工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公营企业发展，如1940年春为改组永力煤矿投资85000元。公营企业生产的酒精、皮革、瓷器、肥皂等产品，在满足军民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作办厂针对部分厂矿个人办不起、公家办不好的情况，边区采取群众集资合办工厂的办法。如某煤矿改为合作经营后扭亏为盈，证明了合作经济的优越性。这种方式既解决了资金困难，又克服了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弊端，是边区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技术创新与奖励1941年，边区政府颁发《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对生产技术新发明、现有技术改良等给予100元至10000元的奖金，对技术人员实行职称评定和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边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军事工业的隐蔽生产为躲避日军“扫荡”，军工企业分散在山洞、地窖中，被称为“地下兵工厂”。1943年，晋察冀军区军工部在灵寿县建立“炸弹厂”，月产手榴弹5000枚、地雷3000个；冀中区“利华工厂”生产步枪、子弹，为冀中军区提供了 60%的武器装备。军工工人以“一把锤、一口锅”为工具，克服原料短缺困难，用废铁、土硝制造武器，创造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奇迹。

  民用工业的合作社化民用工业以“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如“纺织合作社”“造纸合作社”等。1944年，北岳区有纺织合作社 500余个，织机8000余台，年产土布 200万匹，基本解决了军民穿衣问题；“卫生合作社”自制中药（如“八公散”治疗疟疾），缓解了药品短缺。合作社实行“入股分红”，农民以土地、工具入股，既增加了收入，又培养了集体主义意识。

  （三）商业与贸易政策：“对内自由、对外统制”

  为打破封锁，晋察冀根据地实行“对内自由贸易，对外统制贸易”的政策，构建了“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三级贸易网络。

  对内自由贸易取消苛捐杂税，开放集市贸易，鼓励农民、商人进行商品交换。1942年，冀中区恢复集市200余个，日均交易额达10万元边币。边区政府设立“贸易局”，调节商品流通，平抑物价：1943年，北岳区粮价上涨10倍，贸易局抛售存粮500万斤，使粮价回落 30%。

  对外统制贸易在游击区设立“税卡”，严禁粮食、棉花、药品流向敌占区，同时组织“武装采购队”潜入敌占区，运回急需物资。1944年，冀热辽区采购队从唐山敌占区运回食盐50万斤、布匹10万匹，被称为“敌后运输线”。对日伪则实行“以货易货”，用根据地的土布、药材换取敌占区的钢铁、汽油，如1943年用200匹土布从伪军手中换回 1 挺重机枪。

  （四）金融政策：发行边币与货币斗争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晋察冀根据地于1938年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与日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

  边币的发行与稳定边币以粮食、布匹为发行准备，保证“币值稳定”。1941年，边币与伪“联银券”的比价为 1：1；到1944年，边币购买力稳定，比价升至 1：5。边区银行还开展“小额信贷”，向农民发放农具贷款、种子贷款，1943年放贷总额达300万元边币。

  打击伪币与法币日伪通过伪造边币、倾销“联银券”掠夺物资，根据地开展“货币反扫荡”：严禁伪币流通，查获伪币立即烧毁；限制法币流入（因国民党大量发行法币导致贬值），1943年停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通过货币斗争，边币成为根据地唯一合法货币，巩固了经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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