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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与实行民主
-﹣简论晋察冀边区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文/刘庭华
1938年10月5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电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高度称赞:"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早在当年的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就称赞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如李白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2]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并要求聂荣臻再作补充修改后出版。补充后的报告共计10万余字,由毛泽东题写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亲自写了序言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本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3]
朱德和王稼祥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朱德称赞:"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巩固,对于我国的抗战,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同时它给日寇以无穷的打击与深痛的隐忧。再有,它给汉奸伪组织予以无情的扑灭与摧毁,使丧心病狂之败类不无顾虑,使敌后伪政权难以组成,及无法巩固其统治。还有,它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在国际人士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因而增强了我国之外援。"[4]
1939年5月,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出版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极大地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晋察冀边区为什么能成为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主要是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领导不仅在军事上对日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且,同时也全面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实行民主政治巩固根据地两个方面,创造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此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把晋察冀边区的经验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一、广泛发动群众以创建抗日根据地
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简言之,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侵华日军占领平缓、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及北平、天津等大中地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总部即令第115师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根据地。该师以师政治机关和教导队分别组成工作团,在师政治处主任罗荣桓率领下,在五台等地协同中共当地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1937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聂荣臻(先以副师长职,11月2日任政治委员职)随即率领以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以五台为中心,分向四面发展。
怎样创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强调指出,一靠广泛发动群众,二靠政策的正确,三靠与当地中共组织的密切协调配合,四靠我们自己艰苦细致的工作。据此,聂荣臻指示下属各部队要一面作战,一面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由此,师独立团向晋察冀边之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以及涞源,易县展开,并收复了上述7座县城和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掩护工作团向南发展,开辟平山、盂县地区;以另一部兵力掩护工作团向西发展,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
各部队到达上述地区后,第一,首先摧毁当地的日伪组织。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政策。第三,迅速建立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通过这种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吸纳进来。第四,为了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接着,又在县、乡、村建立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抗日群众团体。同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军抗日,或者加入民兵自卫队,保卫家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县、区、乡的抗日自卫委员会和不脱产的抗日救国自卫队,以及脱产的抗日义勇军。
实行有利于全民参加抗战的经济政策。首先,没收汉奸的财产。其次,进行减租减息,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并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以动员更多抗日救国力量参加抗日队伍。由于深入动员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初步解放,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因而抗日热情异常高涨,抗日武装也随之迅速扩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后改为第一支队),东部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共4000余人。南部地区建立了平山团、井(陉)获(鹿)等游击队。西部游击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主力部队由原来近3000人扩大到7600余人,从而为发展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相当团),每个大队辖3~4个中队(相当营)。与此同时,聂荣臻非常重视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12月25日,他出席在阜平召开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军区所属各部队普遍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加强政治工作,培训干部,建立人民军队的各种规章并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到1938年1月,全军区已发展党员4810人,党员在连队的比例达到20%-35%。[5]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以聂荣臻等9人为委员。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它成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
二、实行民主政治扩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
广泛地实行民主政治,是晋察冀边区能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抗日战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既是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一部分,民族独立与民主治国,在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总是交替同时进行,是民主治国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一,实行"豆选"、"村选"民主政治,以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抗战初期,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基本了沿袭阎锡山设立的封建旧政权形式,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改造旧政权,聂荣臻与宋劭文等研究,组织村民开展"村选"运动。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如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村剧团等,形象地对村民进行民主教育,宣传选举对维护农民利益的好处,使他们认识到,把威迫人民或者不为人民办事的人清除出去,把一心愿意为人民办好事的人选举出来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其次,成立专门的选举委员会,举办选举培训班。最后,选举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文盲多的情况,确定采取当时极为民主的"豆选"办法,即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一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当时,边区流传着一首有名的《选举歌》"金豆豆银豆豆,豆豆投在碗里头。一颗豆豆一颗心,好人里面选好人。"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正副村长,组成村政委员会。由此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实施好的民主制度,没有文化的农民文盲也喜欢,农民文盲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与选举的权利。
聂荣臻直到晚年还对晋察冀边区的"豆选"民主政治,还津津乐道,谈及此事总是极为兴奋。因为,这样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干部,绝大多数都能为群众一心一意谋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种民主选举制度是旧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不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且又提高了共产党的信誉。
第二,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除了以"村选"改造农村旧政权外,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区级、县级、边区级民意机关,建立区级、县级、边区级抗日民主政权,由民众选举产生以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干部的抗日根据地新政权,与以往阎锡山的欺压老百姓、鱼肉乡里的国民党旧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是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基础力量。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即共产党员、其他组织的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组建抗日政权。抗日根据地以普选方式和"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伟大创造,使根据地人民群众确实体会到当家作主的尊严和民主政治的好处,也使抗日根据地各阶级、阶层的内部关系得到合理调整,使边区政府成为坚强的抗日堡垒。刘少奇认为,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权模式"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6]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曾对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高度评价:"它大体上是廉洁正直的政府,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爱戴。"[7]
第三,实施"减租减息"经济民主政策,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广大农民生活,激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为了调动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经济改革。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之利息收入不准超过10%。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
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又进一步强调: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各地必须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要从政治上压倒和经济上削弱封建势力,这是根本措施。首先,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同地主进行斗争,维护农民利益。对于地主明减暗不减、收回土地报复佃户或利用农民不识字、不会算账等弱点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迫使地主同农民清理旧债、退还抵押和签订新租约等。这样,佃户依约交租,债户依约付息的做法,进一步缓和了农民与地主的紧张关系,巩固和发展了农村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边区个别地方也出现过政策界限不清的现象,如没收地主的土地等。聂荣臻发现后及时予取予以纠正,他耐心地向干部们指出:"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要喝牛奶的问题。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这样做,只能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8]聂荣臻用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例子阐明了党的减租减息的政策一重要性。晋察冀边区能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一是减租减息政策落实到位,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实际利益,因而发动群众广泛。二是实行民主政治,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因而,王稼祥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9]
减租减息政策运动的开展和实施,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发展。它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并使贫苦农民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同时,它也增强了上层人士和开明绅士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而使全民抗战,抵御外敌,战胜困难,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且,还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做了重要准备。
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那些从国统区来到根据地的人,如同发现了新天地,对晋察冀边区赞美不已。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晋察冀边区作过6个多月的考察后,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最后把它写成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他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他在书中热情而奔放地高喊:"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10]
参考文献:
[1]《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33页,北京.[2]《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33页,北京.[3]《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北京.[4]《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35页,北京.
[5]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北京.
[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5页,北京.
[7]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第73页.
[8《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38页,北京.
[9]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
[10]《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44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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